（文/晴朗）
古人道"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具有相同性质的事物获取其一就应满足了，不能“贪心”，但当我们追求的是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的共同富裕——两种截然不同的事物，这又何失正义性呢? 然而，当”富”与“闲”、“贵”与“安”被同时追求，那么其正义性就值得商榷了。
我们先来探究，为何封建时期古人往往富贵而难得安闲呢？
纵观历史长河，以血统论为基础的等级制度与一夫多妻制几乎伴随了整个封建历史时期。贵族大官地位世袭，富裕人家财产划分不均，家庭内部对于权势争夺的刀锋剑影以及畸形的家族关系也由此变得难以避免。用于“安"居的家庭中闪烁着至亲至爱的刀光剑影，无不是一种折磨。它还会给置身其中的人灵魂深处压上不安的烙印，作用于每个家庭成员的神经使之无法安享清福。
当然置身于封建家长制中，作为世家大族的子女，许多方面也不得自由——人生被一手策划，而自我却无处安放。难怪《红楼梦》中出身于当时叱咤风云的四大家族之一的薛宝钗说：“天下难得的是富贵，又难得的是闲散，这两样再不能兼”，又羡慕地称贾宝玉为“富贵闲人”，然而纵是受羡慕的贾宝玉，其婚姻也受到了政治因素影响，梦中情人黛玉不过是海市蜃楼。他们像囚笼里的金丝鸟，像牵着银丝玉线的傀儡木偶，安得遂心而洒脱安然?
专制主义下，政治环境容易滋生腐朽，官场斗争有时尤为黑暗激烈。也许昨日正“春风得意马蹄疾”，今日“便巴山楚水凄凉地"了，许多官员提心吊胆，战战兢兢。而且，当政治环境与人生价值追求产生矛盾时，冲突与束缚对人的精神压迫会尤为严重。例如屈原出身为楚国贵族，追求美政，但受奸佞谗言，被楚怀王疏远，欲为与不可为的矛盾使他抛下一句，“虽体解吾犹未变兮”，便溘死而流亡。如此悲壮之举，能为者几何?大多数在矛盾的夹缝中，苦苦挣扎不得解脱，终其一生溺死在富贵中，何来心境之安闲?
也许《笑林广记》中这一鬼便在人间饱受此类富贵之苦，故宁愿抛却富贵，清享安闲。毕竟这些与富贵伴生的劫难诚难摆脱。富贵也许是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令得不到它的人心往神驰，却让坐上宝座的人终日受其威胁。
古人在一辈辈的实践与口耳相传中，普遍认知到二者兼得是一种奢望。在很大程度上，箪食瓢饮，卧雪一墺，才能得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如此的闲适自得，这在那时也许不失为真理。但是真理不能超越时空条件的限制，倘若我们如今去崇尚安贫乐道的生活方式——勤俭节约，这固然是好，但这是否又有错误地鼓吹滞后消费之嫌呢?需求的紧缩不利于拉动经济增长，甚至与社会发展背道而驰。习主席言“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这正是在激励我们要去创造财富，追求美好生活。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历史条件的限制成为古人求安而不敢求富的囹圄。而新时代的曙光对封建旧制度摧枯拉朽，为我们夙愿的实现提供了现实条件。如今我们拥有了和谐平等的家庭环境、不侵犯他人权利条件下充分的个人自由，我们能够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能够高度统一。社会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都在发展，那么人们对生活的追求、预期的进步，是理所当然的，思想的藩篱早就是时候打破了。
现在我们可以拆分字词，从“富”与“闲”、“贵”与“安”中寻得取舍，拨云见月。
首先，“闲”从不是一个褒义词，其本质就是不为社会生产物质财富而终日饱食，个人价值不配得到社会的承认与回报，不应作为我们的价值追求。此外当今我国的分配制度中规定有“按劳分配为主体”，政府也致力于促进收入分配公平， 对我们的价值观也起着引导作用。我们应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筚路蓝缕，为美好生活开辟征程，抛却游手好闲的想法，追求“富“裕。
接着，“贵”存在于封建社会，那时有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分，剥削是绝对权力的衍生物，凌驾于剥削人民之上的高贵，其主体注定无法得到心理上的安适。而在当今社会主义社会，我们早应抛却追求“贵”人一等的价值追求。我们所仰慕的高贵，是品位上的高贵，近似于寻得心境上的“安然”，都是对人拔俗特性的修炼，这是一个值得上下求索的漫漫长路。也许在江上之清风中，也许在山间之明月之上，也许在汗牛充栋的书籍之中，也许在浩如烟海的艺术之中。需要吾辈跳出花花世界之浮华，欣赏一草一木，触碰云卷云舒。
可以看出，当今社会对我们的预期、历史为我们创造的条件便是追寻物质上的富裕与精神上的安然，如此才是符合社会主流价值的。富贵与安闲一词间关系微妙，仔细推敲其间各字便会发现其矛盾之处在何，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是为这两词搭起来的桥梁——参透其中的奥妙，我们便发现：吾心自有团圆月，富裕安然可得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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