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我对掌故总抱有一种复杂的态度的话，那么对博物志之类的倒是十分称赏的。掌故总有捕风捉影的一面，因掌故而起的风波和误会实在不在少数。而博物志则以介绍知识、考证名实为主，对人们认识世界实在大有助益。
《十万个为什么》对我影响颇深。当然，这套书并不是理想的博物志，其介绍的侧重点博万物，同在理而不在物，更谈不上文笔和趣味，但我仍不能忘怀，毕竟是它给了我科学的启蒙。
写好一本博物志确实不易，号称我国第一部博物志的西晋张华所撰《博物志》，其间窜进许多神怪离奇无可征信的玩意儿，所以后人把它归入到小说家言当中。事实上，从文体上讲，中国古代博物志与笔记并无什么太大的区别，因而，除了专门的博物志，在中国古代笔记中也能读到不少博物，如《荆楚岁时记》《酉阳杂俎》《鹤林玉露》《夷坚志》《东京梦华录》。这种模糊的文体使得中国古代的博物染上了许多文学的味儿。
特别是宋元以降,博物文章往往加进许多藻绘咏叹，一变而为小品，于是，本属“科学”的东西便有了审美的性质而变得有趣味；一种寻常的动植物，竟然有那么多的牵扯，与乡情民风、地理人情一结合，就会生出无限的质朴、谐和、醇厚和诗意来，这很能让文人们把玩并想起许多世界的美好。可见，博物显然不只是“多识于鸟木虫鱼”了。下面不妨抄读一则：
纺织娘，北人呼为聒聒儿，似蚱蜢而身肥，音似促织而悠长，其清越过之，有好事者捕养焉。以小稭笼盛之，挂于檐下。风清露泠之际，凄声彻夜，酸楚异常。梦回枕上，俗耳为之一清。觉蛙鼓莺啼，皆不及也。故韵士独取秋声，良有以也。每日以丝瓜花或瓜穰饲之可久，若纵之林木之上，任其去来，远聆其音，更为雅事。
前面的话确实不假，博物写成这种类型已折射出文人的一种精神，一种与大自然相亲相容的应答关系。自然人化了，人也自然化了，物我不分，在此中领悟生命的奥秘和人生的底蕴。
这是中国博物的特色与西方的不同，法国人法布尔写的博物很有名，老早就译过来了，看上去就是另外一种味道，现在不少课本里还以他的作品作题材，被放在“说明文”的体裁里。它长于科学而短于情趣，总不能见出“我”的精神来。
中国文人写的博物所体现出的意味实在不局限于博物文章，它已化为一种人生态度，散布弥漫于文人与自然的观照之中，在专注之中有一种洞然生命的平常心。所以，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一木一精神，自然与生活中本来琐屑不堪的事物也因之变得生趣盎然，雅致可喜。
所以，只要有一点中国传统文人派头的，即或在科学发达的现在，也喜好此类文字，像汪曾祺、孙犁等。汪曾祺的小说中就有不少博物文字，他也喜欢看，以为这类东西可以颐人性情、长知识，而且，语言也好。他不但喜欢读，也喜欢写，他的散文集《蒲桥集》中就有许多这样的篇什。
我上面谈的意思汪曾祺有个类似的说法：“或问，你写这些昆虫什么意思？答曰：我只是希望现在的孩子也能玩玩这些昆虫，对自然发生兴趣。现在的孩子大都只在电子玩具包围中长大，未必是好事。”这段话的意味很丰富，博物本来无所不包，在自然世界（含人工世界）面临现代科学技术冲击的情况下，博物成为文人亲近自然的精神家园。
中国文人写的博物的定性是“科学”加“情趣”，现在科学的任务已由教育和其他传播渠道去担任了，那么剩下的就只有情趣。不过，现在有汪曾祺这种情趣的越来越少了，我们也很少再能读到这样的博物，真有说不出的怅惘。
前些时在上海偶得一本旧书《博物述林》，虽然情趣稍欠，但笔涉古今，读来饶有兴味，聊胜于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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